数字化时代，我们进入世界第一梯队，甚至在某些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二战之后，曾经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大量银行正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好的银行把差的重组之后，呆坏账率就能解决。
结果发现，蚂蚁金服虽然报的是普惠金融，结果其贷款利率甚至比高利贷还高，那显然是通不过的。国内经济循环一方面靠投资，一方面靠消费，这是国内经济的两个主体，其中的重点是消费。所以，2021年7月15日，中央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鉴于德国成功利用两德统一产生的内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日本启动内需受挫而沉沦20年的教训，以及当前世界逆全球化思潮和美国、部分西方国家围堵中国的现实，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必须获得巨大的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用扩大内需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2）新材料领域中国有许多新材料是进口的，关键材料有57%要靠进口。
资本因为没有进入所需要的领域，所以被称为无序扩张。2021年，如果有30万亿元的信用债还不上，这个领域难免就会频频爆雷。二是通过区域金融合作，形成新的区域货币如亚元，并最终形成由欧元、亚元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三足鼎立的多极国际货币体系，从而对美元形成制约。
这些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外部条件则包括：特定的地缘政治条件、美元地位由于美国自身原因导致的下降或衰落。Q5：俄乌冲突以来，美国滥用金融制裁，美元武器化趋势加速全球多国的去美元化探索。资本项目自由化、汇率体制改革等事项都有其自身目标和进程，虽然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互影响，但不应服从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和进程
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调整国际投资头寸（IIP）结构。人民币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货币，离不开支持人民币资金实现跨境流动的基础设施。
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态势没有变，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驱动力没有变，这是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柱[13]。2021年和2022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分别为36.61万亿元和42万亿元，增长迅速[3]。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其重要性也不能过于夸大。这种情况无疑是迈向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进展。
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上的每一个阶段，实际上都对应着资本项目开放的某一步骤。地缘政治的新变化为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机会。理论上，累积的经常项目顺差应该等于同期海外净资产的增加，但由于估值效应（汇率变化、资产价格变化导致的海外净资产头寸的变化）和统计误差，两者并不一定相等。在资本和金融项下，人民币通过直接投资（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债券通（南向）、RQDII[9]、沪港通[10]（南向）和深港通[11]（南向）等跨境流出大陆。
RQDII以人民币为投资货币，因此市场需要位于离岸人民币中心，已暂停。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从海外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和机构债）中得到的收益低于中国为吸引各种类型外资所付出的成本。
但也应该注意的是：2021年人民币跨境货物贸易收付金额仅为5.11万亿元，低于2014年的水平。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增长迅速，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放宽限制、提供便利的结果。
但也应该看到，货币互换协议更多是反映了去美元化的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摆脱对美元流动性依赖的努力。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民币国际化 国际货币体系 。不少国家同中国人民银行签订了建立人民币离岸清算银行、货币互换和使用当地货币结算的协议。目前美国的货币紧缩政策导致美国海外融资成本在逐渐上升。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尽管贸易仍然是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基础项目，但其份额呈现持续下滑态势。这些协议，特别货币互换协定，无疑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进展。
资本金融项下，特别是非直接投资的资本金融项目快速攀升，占比超过六成，成为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主体部分[7]。在您看来，当前的去美元化是一种趋势性变化还是周期性波动？这对国际货币体系意味着什么？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当前是否面临着根本性的动摇因素？余永定：去美元化不是周期性波动，而是一种长期趋势。
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指出，即便是那些想不出会在什么问题上撞上美国地缘政治枪口的国家，也担心美元武器化和美国银行体系。由于当时人民币处于升值阶段，境外出口商愿意接受人民币作为结算手段，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自2009年7月推出以来取得了较快发展，规模由2009年的不到36亿元[1]猛增到2011年的2.08万亿。
另据报道，人民币在中国跨境收付金额中所占份额从2010年的接近零上升至2023年3月底创纪录的48%[5]。但是，必要条件概念仅指两个事件发生的顺序或/和因果关系，而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都是渐进的长期过程。
能够在跨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发挥这些功能的货币，就是国际货币。因而，它们也在寻找美元储备和支付的替代品或至少是补充品[2]。导致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企业缺乏讨价还价能力，无法使对方同意使用人民币计价和开票[6]。据报道，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今年上半年提出，如今凭借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力量，我认为应该讨论此事。
亚洲已经有了多边化的清迈协议，对清迈协议进行调整，以充分发挥其作用可能是更现实的选择。这样，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就必然会转化为美元和不同形式的美元（或其他硬通货）债权（美国国债、公司债、银行存款和贸易信贷等）。
换言之，2021年人民币货物贸易收付金额在跨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仅为13%，仅为2014年的一半。当然，我们应尽可能客观地评估资本外逃对这一缺口的作用，既不应缩小也不应夸大。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还有两个老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个问题，尽管中国是经常项目顺差国，自2014年到2022年，中国累积的经常项目顺差大大超过同期中国的净海外投资头寸（NIIP）。11.内地投资者购买联交所上市的港股，以港币报价成交，以人民币结算。
更具体来说，中国必须加快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内需为中心而不是外需驱动经济增长。虽然许多人对资本外逃问题心知肚明，但却讳莫如深。凯恩斯曾提到，如果你欠银行一千镑，你受银行支配。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新动向，中国的货币当局需要与时俱进重新审视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和路线图，并做出相应调整。
外部条件则包括：特定的地缘政治条件、美元地位由于美国自身原因导致的下降或衰落。有些流出甚至不会反映在误差与遗漏项目上。
人民银行原行长易纲曾反复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应由市场驱动，央行不会主动去推动[12]。出于分散化和其他一些考虑，全球已有70多个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第二个问题，尽管中国始终是海外净债权国，但过去20年来，中国的海外投资收入始终是逆差。因而，外国进口商只能用美元或其他货币而不是人民币支付相当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总值的那部分商品（这里不考虑投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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